新春走基层丨水富农村市场年味浓

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可以由有关机关或者代表提出宪法监督的议案，再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进行审查。

《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规定，依法举行的听证，听证主持人与调查人员、审查人员应当分离。【摘要】根据是否有当事人的参与，行政程序可以分为外部程序和内部程序。

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条款涉及了内部行政程序。以参与为题的论文超过450篇，光是核心期刊上的就有70余篇将党在法下作为原则和承诺自五四宪法颁布，至中共十二大闭幕，其间于1956年、1969年、1973年、1977年和1982年通过了五部党章。相反却自我授权党在国上。毛泽东在五四宪法出台之前曾说过，宪法是根本大法。

若是一切因袭旧的，以为即使反动的法律总比没有法律好，那何必要革命呢？于是，在旧法已废新法奇缺的现状里，即使真想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也没多少法律可供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之职权。再看中共之外的八个党派，其现行章程虽然对党在法下这一原则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但都无疑在其总纲里或具体条文中予以确认。

与1954年宪法只是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第十八条）不同，八二宪法不仅在总纲中的第五条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就为强势的党权乘虚而入，提供了巨大空间。十二大党章不再像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那样自我授权党在国上。二是明确政党的法人身份，建立和完善政党法律制度，以使政党活动有法可循。

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十六条）。这种一致的不强调，恐怕也非疏忽大意。

可是在1975年宪法中，这类条文到处都是，例如，宪法竟然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1940年刘少奇还在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我们国家的法是代表人民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各级党委以至党中央也不能不守法，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依照五四宪法，宪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不涵盖宪法。（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些表述，不仅确立党在法下原则，而且还将护宪规定为一项政党义务，一项不容推卸的职责。况且中共中央1949年2月就已宣布废除六法全书，指示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六法全书为依据，要求在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作依据。

二是提出了党也在法下。这些党派当然和中共一样，也不是权力组织或行政组织、国家机构。

可以说，党在法上的问题，在《共同纲领》有效期间始终存在。八二宪法没有一条条文中出现过中国共产党，亦即明确了党、国有别，任何政党都不是国家机构，党的领导和执政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明确了党的领导，但也否定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那种永久性执政授权的做法。

（三）八二宪法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随着毛泽东去世后政局的急剧变化，党在法上逐渐在弱化，党在法下的观念日益明确。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大家有警惕性是好的，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宪法草案的总纲、序言写了各党派、团体都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说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党中央委员会必须遵行法律，这还只是从政党自身角度提出要自我约束，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等人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前后的言论，以及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就已经是在从立法层面进行探讨了。

九大党章要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代表提出，光讲宪法必须遵守还不行，还得写上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明确宣布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进步。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三是离不开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大会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以期在制度上能够追究政党及其成员违反宪法或法律的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但该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宪法，自然也没有遵守宪法之类的表述，仅规定了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二是，要求党员遵守法律和要求政党遵守法律，要求政党遵守宪法和要求党员遵守宪法，也不是一回事。次年5月，他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称，这次镇反运动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指挥下。比如，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上的讲话提纲中，有这么一段：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这种经费筹措方式，是从形式上一直肯定党由党养而非党由税养的政党原则，彰显了党、国有别，表示政党组织不是国家机构，任何政党职位上的党务人员都不能算作国家公职人员。理由大致有四：一是，说遵守法律，不等于说含有遵守宪法之意。

即使是1977年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虽然仍自我授权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及民兵，……都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但也还是提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做到遵守……国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

……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法律……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共党史上，这是首次以党章的权威形式，确立了党在法下这一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做出了党在法下这一极其重要的政治承诺。

就连多次引用过恶法胜于无法这句法谚的董必武也称，不要以为新法律尚不完全，旧法律不妨暂时应用。前三部党章，都是五四宪法颁布之后，七五宪法颁布之前通过的。在此前后，如何看待中共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已为朝野共同关注。怎么办？经请示彭真同志，他说：还是应当写上。

这是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不仅所有中共党员都必须遵守法律，而且中共各级组织也必须遵守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而能否做到，是关乎政党信用的大事。依八大党章通过时的语境，说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并不等于宣示党在法下。

可是，至于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有谁不遵守怎么办，要不要追责，若要追责，追责程序如何启动，等等这些，《共同纲领》并没有规定，并且此后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这个问题。三是提出了党、国有别。